如何通过精准化的选题和内容创新提升中国图书的海外图书馆藏吸引力和竞争力？
何妍：我在剑桥大学中文部负责中文图书的馆藏建设，馆藏建设有几点原则，最重要的是依据需求来选书，英文叫作 Demand driven acquisition。首先要以剑桥大学的教授、学生、研究者的需求为主。当收到教授和学生的来信，他们提出某一本书，具体到书名、出版社，我们可以马上进行购买；也有教授和学生会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需求，我们会根据他们的某一研究方向，帮助他们选书。这占据了馆藏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提醒了出版人，尤其是书商，在为学校图书馆提供书单的时候，最好与图书馆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这对出版人和图书馆双方均有益。
其次，作为专业领域的图书馆员，要根据学校的重点馆藏进一步扩充现有资源。在剑桥大学，从建立汉学系的讲座教授以来，历任教授都是以古代研究为主，包括古代的文字、历史、宗教、文学和文化。因此，图书馆藏的重点也瞄准这些方向，坚持其在国际图书馆方面的领先地位。剑桥大学有600多片甲骨，还有专门做甲骨文研究的博士生，所以与甲骨文方面的图书我们会重点关注并全面购买。面对现代语研究、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学者越来越多、此类馆藏稀缺的情况，我们在补充图书时要考虑到先把最基础的相关图书采选进来，包括早期出版的经典图书。在与书商沟通时，我们会给出大致方向，同时也需要书商帮助共建馆藏，如提供具体书单参考等。
陈晗雨：商务印书馆一年的新书大约为1300~1400种，其中学术图书约900种，既有引进翻译的，也有学术原创的。从教育、学术、大众三个板块来看，海外馆藏方面主要为学术类产品。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出版包括两个特点，一是文、史、哲、政、经、法，文科类基本全覆盖；二是精品战略，在每个分类学科上坚持优中选优的选题思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海外对于中国学术图书的需求明显提升。海外馆藏主要服务于学术研究，采购后教授/研究人员的使用率、评价如何，是核心的底层逻辑，不仅能够反映出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海外馆藏影响力的大小。
学术出版的底层逻辑是学术研究能力的不断提升。商务印书馆在学术出版方面始终坚持服务学生、服务学术，希望与国内所有的高校科研机构通过学术出版，实现服务学术创新的目标。满足海外馆藏对于学术图书的需求，是我们出版社包括学术研究机构、高校共同努力方向。目前，从国内整体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来讲，都呈现出向上向好的趋势。
林佳红：中华书局主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中国学术成果的全球共享。根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连续14年的统计，中华书局的图书在14年中已经被海外图书馆收藏8000多种。优质内容是中国图书从“走出去”到“藏进去”的核心、前提和基础。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包括高品质的古籍整理图书、学术专著、传统文化普及的大众类读物，涵盖了文史哲语等各个学科领域。中华书局既注重对经典古籍的系列系统整理，也非常关注最新的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通过持续推出兼具研究深度和典藏价值的精品图书，受到海外收藏机构和读者的关注青睐。
经典古籍系列，如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包括近几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如《中国考古学编年史》《美华书馆：档案如是说》以及2024年获得中国好书的《满世界寻找敦煌》，这些专著都是因为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被多家海外图书馆收藏。我们始终认为要了解海外各个图书馆的用户、读者、研究者的需求，同时做好高品质出版，才能持续保证用精品图书为海内外图书馆和读者学者服务。
黄轩庄：从“走出去”到“藏进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我的理解来讲，就是如何把中国的知识融进全球知识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一家高校出版社，但真正做到了服务教育以外，较早实现了综合性发展，在英文社科、国际文献等方面，为社会提供了较好的服务，海外图书馆收藏我社图书约4000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注重跟踪学术热点，采集图书、读者需求等相关信息，通过优秀作者和优质作品，持续做好国际化传播，特别是在人文社科和古籍文献方面的长期深耕，得到了读者和机构喜爱，实现了出版的价值。
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实现数字出版内容和技术的突破？
马小鹤：说起国际合作，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让我印象深刻。哈佛燕京的古籍收藏在北美和海外是比较丰富的，但是以自己的力量，很难将大量的图书实现数字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很多乾隆以前的善本、明版的善本，以及日本、韩国的善本，如何让全世界的学术界都能够使用这些善本，就需要技术赋能。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设有专门的图像服务部，通过生成PDF，积累了大量资料库，为实现学术互惠互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奚彤云：2021年，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统一规划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建立“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内容上，包括三大核心数据库，一是古籍基本典籍数据库已完成5期，今年可能达到12亿字，主要以历年出版的图书古籍整理资源为核心，同时与集团内外的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图书馆合作，为数据库的规模化建设引进更多的古籍资源。二是古籍汇编数据库，四库全书初步数据库上线8亿字，同时为进一步提高文字输入准确率，在技术上不断提升。三是上海地方文献数据库，已有约20亿字，内容逐年增加，同时提供OCR识别服务，开发自动标点、自动翻译等技术。
上海古籍出版社数据库面向的机构主要是高校、公共服务机构，在销售前我们会提供试用服务，目前在海内外已覆盖200多家机构，对出版机构来说，未来还要在场景设计、个性化定制服务方面不断加强研发。
黄俭：从童书市场角度来思考，首先，技术的共建共享是打破壁垒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线上市场资源，线上市场的维护，不仅是信息沟通平台的建设，更重要的还有伦理建设，因此技术的共建共享是一个很重要的缺口。其次是产品本土化的问题。目前纸质图书本土化的工序要求较难，而数字出版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以“巴巴爸爸”系列为例，每一年纸质图书的销售码洋在4000万~5000万，我们通过引进有声书，在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对有声内容进行加工，保留原故事的同时融入中国画，产品深受读者欢迎。产品的差异化体现在保留原有国际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陈德：天地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的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方向包括社科、文艺、少儿等。我们借助数字技术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如何做出更好的产品体验以及如何在这个时代降低成本提升便捷度。天地出版社利用童书资源进行有声剧、有声书制作，既有版权引进项目，也有原创项目，其中“汪汪队”系列在喜马拉雅平台已实现几亿播放量，收入也十分可观。在“走出去”方面，2024年开始加强在赛阅平台的电子书资源建设，展现了较强发展势头。2025年哪吒IP爆火，天地出版社出版了由央视经典漫画《哪吒传奇》改编的漫画书，并进行有声书制作，短短几个月时间，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电子书、有声书与学术出版逻辑不一样，天地出版社的大量童书在赛阅平台销售成绩不错，正是因为国外有很多华人或汉语学习者，从优质的童书或者是知识性读物中获取自己需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