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本性。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大于我们后来的想象。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大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再一次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以平等身份待我的梦想。

　　直至此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那个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去论述去讨论。

　　20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