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棵

　　在喜马拉雅南麓，叫作岗巴的地方，驻守着一个边防营，恶劣的生存环境让痛风成为“流行病”。除此之外，军人们还有人脱发、掉牙的毛病。在这儿，就连常人司空见惯的绿色，都变成了奢侈品，“有人戍边三年，看到树会拥树而泣”。在阿里，边防军人把他们常要经过的、一个更易引发高山反应的地方称作“死人沟”。在这儿，还有一个叫苦倒恩布达板的、海拔更高的地方，一位通信兵爬到一米高处查线，“习惯性地一跳而下”，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在喀喇昆仑，这个被诗人喻为“一伸手就能攥住满天星斗”的地方，军人们为了避免高山反应，习惯性地变成了“笃行修炼的人”，“他们不高声说话，不做大幅度的运动”。比严寒和缺氧更强大的敌人，是无边无际的寂寞，它如同长有铁嘴、钢牙的虫子，噬咬着戍边者的心灵。在帕米尔高原，一名新兵初尝去往连防连队克鲁鲁克旅途的艰辛，大雪封山，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好几天，在吉普车无法前行的地方，他和同伴们骑马继续前行，“雪没到了马腹”，终于到达了连队，“被大雪围困了5个多月的官兵”面对新来的战士“激动地鼓掌，使劲地鼓掌”。以上这些，只是从书中随手摘录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可以前缀一个形容词：艰苦。

　　《雪线上的边关》却不仅仅停留在对高原军人艰苦生活的罗列，作为一部主题深远的文学作品，它还用同样简练的笔法，在不停地回答一个问题：人们如何克服艰苦生活所带来的逆境，在逆境中如何点亮生命之光。

　　作为一部纪实类文学作品，它用作品中的主角，那些在边关驻守的军人们的实际行动，给出答案：在曾经难以见到绿色的岗巴，军人们凭着智慧、勇气和毅力，历经数十年，不但种出了拥有百余棵红柳的树林，而且刨开数米深的冻土、筑起两米高的挡风墙，建造了蔬菜大棚，让小白菜、萝卜、黄瓜等各种蔬菜在此常年生根发芽；驻守在阿里地区的军人，把驻地当作精神敬仰，他们用“活都不怕，还怕死吗”这样令人振聋发聩的口号来鞭策自己；喀喇昆仑有一个名叫神仙湾的哨所，在这儿，单调、乏味的生活，令军人们的家信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用共享家信的高招，来预防和疗治信息闭塞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对寂寞这个强大的敌人发起了有效的抗争……

　　从某种角度说，《雪线上的边关》是一幅人物群像速写图。为了将书中那些来自中国不同高原边关的故事变得更加引人入胜，作者在结构全书时使用了类游记体的框架，用纪行的方式，从喜马拉雅南麓一路北上，直至北疆，给予读者一种“公路视角”。我仿佛一直在跟着作者朝圣般的脚步前行，自己也变成了朝圣者，在朝圣的过程中，随着作品中那些冷静、平实、凝练、隐忍的文字，我甚至会产生一幅想象画面：那些沉默的戍边人，沿着喜马拉雅南麓、阿里、喀喇昆仑、帕米尔高原、西天山、北疆排成一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构成一条高耸于雪线之上的长长边关。

　　诗意是文学的终极目标之一，就像这部作品，在书写发生在高原边关的故事之余，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赞颂，最终让作品呈现出如歌如吟的诗性，引发读者内心的感动。

　　这部作品，既是作者卢一萍行走高原的见闻录，也可以说是他的自传。《雪线上的边关》是卢一萍为青少年读者打造的一部赤诚之作。

　　那不是传奇，是那些为了人类和平，做出诸多牺牲的中国边关军人的真实生活。如同书中写到的两位在不同时间去岗马探访丈夫，却因高山反应带来急症而长眠于高原的军嫂刘玉菁、刘燕。这样的女性，可能就是你们同学的妈妈、你们的老师、你们某位美丽可爱的阿姨；那位每次出去执勤都写下一封遗书、20多年攒了满满一抽屉遗书的中年军人丁德福，可能是你们某位同学的爸爸、小舅、表叔……他们看似传奇的经历，像信仰一般，适合我们在内心深处礼赞并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