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林

　　李硕在《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后记中写道：“或许，人不应当凝视深渊；虽然深渊就在那里。”对于作者来说，这是一次艰辛的写作历程；而对于阅读过这本近600页历史著作的读者来说，或许体验也不轻松——尽管书中常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新观点。

　　《翦商》主要探究殷周迭代之际，周兴商亡的“历史真相”及此后奠定华夏民族历史、文化走向的原因。全书27章，在探寻商族起源前，作者以4章的篇幅，对上古传说、夏二里头考古发掘做了一定的考辨，为后面商人的出场进行了有效的铺陈。在这部分中，较为精彩的一例，是作者依据已有材料对3000多年前二里头地区以何种农作物为主的再考察。“大多数学者普遍默认，按照华北地区的传统，它应当以旱作的粟（小米）为主”。此前已有考古工作者通过采集土样以“浮选法”对二里头地区古人遗留的碳化后的粮食进行过考察。此种方法统计出各种农作物颗粒的“数量”，做占比排序（粟数量与占比最多，稻其次，黍最少），并依此得出结论：3000多年前生活在二里头一带的古人的主要食物是粟（小米）。这看起来很科学的方法与顺理成章的结论，在作者李硕眼看来，很不对劲。他认为：“但粟米和稻米的颗粒大小及重量很不一样，单棵植株收获的籽粒数量也相差悬殊。分析古人的种植规模和食物构成，应当统计的是重量，而非粒数。”他通过折算，得出那时二里头人已经以水稻作为主要粮食的结论。

　　作者这一结论看似新奇，却也不难理解，试想：在温饱有忧的上古，人们为解决吃饱这件头等大事，最关心的应是农作物田产的总重量，而不是其颗粒的总数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做学术研究也时常会犯这种常识性的逻辑错误，却全然不觉。而另一启发或许就是，面对相同的材料，观念与方法更为重要。全书诸如此类的新发现、新结论还有一些，尤其表现在该书后几部分，特别是对商人的崛起与血腥祭祀、亶父率族迁至周原、周昌父子“翦商”和周公改史的再考辨。

　　不妨再举一例，也是作者在书中的又一重要观点。人们普遍认为《易经》是周文王完善后的占卜著作，而作者经过严密的考证提出，它更近乎于周昌记录的私密性极强的除商立周可能性的模拟记录。在3000年前神佑王权思想的年代，周昌的想法、测试无异于胆大包天与自取灭亡，为了不泄露，又能将这些长长的经历与思考如实记录下来，他不得不以极其晦涩的卦辞、爻辞表述（同唐人孔颖达之说），并与卦名、卦象配合使用。特别是作者也认可“贞”字考辨为“占”字以后，《易经》的释义也豁然开朗了许多，并能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互为印证。

　　作者并不是发现了很多的新材料，他依据的许多资料是已有的，只是这些材料被太多专业人士忽略了，比如《逸周书》。并且，作者能不被“学术思维”所禁锢，常能跳脱出来，用一般的常识性思维对待已有资料，在质疑中继续探究，从而得出一些与既有定论不同却又经得起推敲的结论。

　　《翦商》试图为读者还原商周之变的历史梗概：商朝建立后，祭祀之风大行其道并伴随着大量人祭、各类殉葬（书中对商人祭祀、王陵、作坊等诸多遗址中发掘的大量尸骨作了详细的记录与推测），几乎举国热衷于此。周昌祖先携部族迁回周原一带并归顺了商王，替其效力：捕捉包括与本族有亲缘关系的羌人向殷都进献。当周昌有机会亲历商王（帝辛）的祭神现场，他被虐杀活人的残暴场面击溃了，加之后来被囚禁在羑里的长子伯邑考成为牺牲，周昌决定与商人彻底决裂：翦商（对“含”“章”两字破译也较精彩）。周公协助武王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看到兄长在战败魔鬼后有步魔鬼后尘的倾向，且羞愧于本族不光彩的历史，在其执政期间做出了一系列抹除野蛮血腥历史的行为，包括抹除这种行为本身。

　　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这本书的内容，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适”，是的，毕竟这些与很多人长期接受的知识有很大不同，比如周文王与屠夫姜子牙（本书吕尚）是儿女亲家、“周公吐哺”可能是被迫食兄后的心理阴影等等。但不可否认，作者的研究态度、方法颇值得称道，《翦商》中的许多新说，应该会对相关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有评论将这本书称为“界碑”。

　　现在很难猜测周公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那段历史的真实想法，或许与当时人们的认知有关，或许还有大量“待改造”的商民存在，或许他要开创“德”“礼”的时代……总之，不论出于何种考量，周公对后世并未采取引以为戒记录历史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粗暴、几乎不加甄别（幸存的记录很少）地删除历史资料的方式。也许在周公看来，相比客观理性的书写，暴力性抹除是对抗野蛮最有效的手段。

　　1997年，华裔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愤于日本淡化二战中侵略历史的态度，经过多方采访、搜集资料写就《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但因写作中见到太多侵略者人性幽暗的放纵，所犯下的诸多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最终抑郁成疾，加之其他方面的困扰，2004年不幸自杀离世。

　　也许，真实的历史，往往是不易面对的。但，发生过就是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