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亭

　　1998年，齐格蒙特·鲍曼的英文著作《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Work,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出版，把“贫困”“工作”“穷人”这些传统概念，重新放置在消费者社会和符号经济的前沿讨论中。以“新穷人”为关键词，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在现代性的速度与激情之路上，再度探讨贫穷、公义、社会福利议题，并凝聚为对个人工作生活的反思。这大概就是这部学术书籍获得读者欢迎的原因。 

　　该书开篇进入了对工作伦理的讨论。工作伦理在资本主义开端时，发挥了“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解决了蓬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的难题；另一方面，将其提升为一种伦理后，工作（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工作）被改写成道德尊严的一部分。当工作本身意味着一种价值，当工作成为一项高贵并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当不工作、拒绝工作俨然是一种罪恶与道德堕落的时候，任何由劳动收入所维持的生活，不管多么悲惨，都开始具有了一种道德优越性。工作高贵的伦理光环赦免了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眼下是一个生产过剩的时代，一个消费主导的社会。消费者社会高扬的旗帜不是生产，而是选择，是在远远过剩的商品中挑选、鉴别的能力与实力。在消费者社会，“工作”的话题显得不合时宜，整个社会不再围绕着工作建构。消费者社会的主体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他们需要掌控的感觉，需要选择的虚幻。这对于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之外的“新穷人”，意味着什么？ 

　　这首先宣告，长久的、确定的、稳定的、良好保障的“工作”，成为天方夜谭。消费者社会不再奢望劳动者对工作崇高性质的信仰，于是灵活性劳动代替了工作，浮动合同取代了保障。然而，在自由选择、自我肯定的冠冕堂皇之下，“灵活性”真正意味的是缺乏保障、居无定所，还有无法确定的未来。鲍曼颇具慧眼地提醒：消费者社会并未将工作弃若敝屣，恰恰相反，工作，或者说某种工作，正在变得空前重要起来，“工作美学”正在取代“工作伦理”， 成为消费者社会里新的游戏规则。

　　这就是第二章“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所勾勒的转变。工作成为一个精致的美学对象。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工作不再是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重心，它折合成的账单才是评估个人价值与尊严的新标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的社会分工是，精英人士负责工作，富裕人口主管消费。穷人？对不起，系统不支持查询。 

　　与“工作”一起倒戈的还有“福利国家”，这是第三章“福利国家的兴衰”带来的噩耗。全球范围内的福利制度正在遭遇全线溃败。这是一个比“新工作”更不可思议的巨大反转。曾经帮助穷人的道德正义，促进与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现在同样是以道德的名义，纳税人们高喊：不要拿我们的钱去养懒人。 

　　这伴随着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对底层、对穷人持续的污名化。在第四章“工作伦理和新穷人”中，鲍曼用“底层阶级的浮现”，形容穷人在话语层面被打造出的负面形象。首先，贫穷不再是一个社会议题，而只关乎个人选择。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把犯罪和反社会的添加剂送给穷人。 

　　“新穷人”的出现，“新工作”的转变，连同西方福利国家的衰落，真正的经济基础在于，伴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一个劳动力过分充裕的时代到来了。这正是第五章“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的题中之义。在消费者社会，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忙着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迁他国，资本家都忙着在本国裁员，转手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兴建工厂，福利国家在任何意义上都变得不再可能也不再必需。因此，没有可观收入、没有信用卡的“新穷人”，彻底变得一文不值。 

　　最后一章名为“新穷人的希望”，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以道德共同体的构建作为药方，鲍曼导引的“理论旅行”戛然而止。

　　对中国读者而言，“新穷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视野和现实境况。他们大多出现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接受过良好教育，月薪在万元左右。仅从收入衡量，他们远远位居国家贫困线之上，本不应该跟“贫穷”二字有任何牵连。但是他们却和鲍曼著作中的西方主人公一样，感受到身处消费者社会的被剥夺。这种被剥夺感，来自拼命加班却没有变厚的存折，来自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个体却难以在其中立足的困惑。这个“新穷人”群体不处于社会底层，却因为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变得入不敷出。在房贷、车贷、下一代教育和养老支出的重压下，城市的中产阶层捂紧了腰包。 

　　然而，正如书中指出的，现在与过去一样，选择权仍在我们手中。不断质疑，从不同的视角审视社会，审视自己，我们才有可能走出迷茫，赋予生命更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