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志毅是我国方志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上世纪90年代，他撰著的《方志学史》，在国内乃至国外的方志学、历史教育学界有广泛影响，被誉为“当今修志之要籍”、“治史之宝筏”。《〈畿辅通志〉暨〈河北通志稿〉研究》一书便是他悉心从事方志学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清代康、雍、光三朝所修《畿辅通志》和民国时期进行纂修的《河北通志稿》是属于史料价值很高、值得进行专门研究的方志。吕先生对几部《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的研究驾轻就熟，路径清晰。

　　吕著对光绪志的研究最为着力，于各目之下大多勾稽其内容与康、雍二志之异同，分析其得失，此处最能彰显吕先生在方志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对于志书各目所涉及的制度、文化问题，均梳理其源流演变，如果没有广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这一点则绝无可能做到。对于志书中某些记述的特殊史料价值，吕著往往予以发掘，这极大地方便了各研究领域的志书利用者。这里仅举一例。中国历代盐法是一个研究难度较高的问题，如能结合某一时代某一盐区的情况加以透视，会有不一般的收获。清代的长芦盐区地处直隶，故雍正、光绪《畿辅通志》和《河北通志稿》均设有盐政（盐法、盐务）一目，其记述、探讨不乏独到、新颖之处。有鉴于此，吕著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指出了这三部志书在辑录资料和撰述方面的特点及高下得失。吕著指出，《光绪志·盐法》有关清代的文字“几乎全为辑录文献而成”，而《通志稿·盐务》系纂稿者自己撰文，“所述之言，必注明文献来源，而无武断之语。正文文字无多，叙事简赅”；又统计指出，后者明代部分“正文近2万字，注释317条，引书300余种次”，清代部分“正文1.6字左右，注释凡379条，引书370余种次”。显然，吕著的这种研究是对于历代盐法史料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有些重要问题，四部志书结论不确或语焉不详，吕著还作出了自己的考证。

　　吕志毅先生作为一位方志学学者，除著书立说外，还以其他方式为我国当代的方志事业做出贡献。这包括：创建、主持河北大学方志学专业，为全国各地方志培训班授课，应邀对一些地方的方志修纂进行指导。他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热心公益，这种学者风范十分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