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垂垂老矣的暮年尚能参与《图书发行》60年和《中国图书商报》20年的征文活动，殊属一大幸事。

　　一

　　在解放战争的炮声刚刚停息之际，我进入新华书店。那个年代机关单位报刊资料很少，但几乎都有自己系统的内报内刊，新华书店的这类资料尤其完备。我最初见到的就有新华书店总店的《新华通报》、中南总分店的《中南发行》和省分店的《发行简报》。这些内刊为全店的业务指导和信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写稿的。

　　1955年1月1日，总店的《图书发行》创刊，这是新华书店系统的第一份报纸。它与之前的简报型内刊有两大不同特点：一是内部机制健全，编辑、校对、印务、通联一应俱全；二是内容趋向丰富，消息、言论、通讯、图片、散文、诗歌，直至微型小说，都在选题之例。

　　《图书发行》创刊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原来的简报也先后改名为《××图书发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担任《湖南图书发行》的编辑，先后达7年之久。由于这个原因，我与《图书发行》的联系较为密切，不仅经常供稿，而且还有报道业务上的往来，总店编刊室（《图书发行》编辑部）的浦一之、王仁、宋培真、梁天俊、费再扬、梁英、陈斌、郭虹等，我们都比较熟悉。

　　二

　　1995年在世界书业史上不算是景气年，这一年倒闭、并购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案例还相当惨烈。但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 ，“文革”造成的文化荒漠现象正在逐渐消除，图书市场热切期待繁荣；另一方面，出版业经历近十年的试水与徘徊，一场新的改革初露端倪。但是也应该看到，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书业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我国书业还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商务报纸，这是出版文化软实力的一块“短板”。因此，《中国图书商报》的诞生，就是形势所迫顺理成章的事了。那时正碰上全国发行协会换届选举大会，来自全国各省市区书店和出版社的负责人，无不为此叫好。

　　也是在那次会议期间，我第一次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记者的采访，并见到了该报的两位领导：年轻的程三国和老熟人陈斌。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深感《中国图书商报》较之于《图书发行》，不仅在于理念上的全新视野，更让人喝彩的是，经过艰难争取在报名中加“中国”两字的前缀，这就意味着它与生俱来的地位与责任不同凡响。同时也标识着它的目标是进入世界书业之林。

　　《中国图书商报》创刊后一年一大步地向前迈进。1996年第一次改版，由原来的4开报改为对开报（我的《美国书业考察》就是在这时刊登的），接着1997年扩版，由原来的常规4版扩至常规8版。我就是在这个“增人增产”的时候，应当时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邓耘之聘，加盟图书商报。

　　三

　　1997年元旦，一个大雪纷飞的新年我来到北京。当天晚上就开始看当期报纸的清样，那时正在开展“中盘雄起”的讨论，一股深化改革之风扑面而来。

　　那时报社条件很差，几十个人在北礼士路135号后院，与“三目报”挤在同一栋小楼里。那时报社自己还不能排版，每到出报的那天，各版和广告部的编辑一起去2207工厂和排版师傅一起操作，有时搞到深夜才完工。这一天半夜的集体办公也是挺有味的，特别是中午那顿工作餐，尽管都是一些“戗白菜”、“摊鸡蛋”等大路货，但大家还是吃得喜气洋洋。搬到西三环的初期，仍在原来的工厂排版，那就更困难了，我签完最后一个版打的回到苏州桥住地，常常是凌晨两三点了。

　　我是一个实际工作者，缺乏开阔眼界和深邃思想，我是以纯粹打工者的身份进入报社，所以我写专栏的笔名就叫“达宫哉”。与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时商报同仁多数是时髦的“新新人类”。他们年纪轻、学历高、眼光新、思想活、胆子大。我近4年时间生活在他们中间受益匪浅，处处感觉新鲜，也同时面临困局。2000年，报社另一位领导成员调入，这年秋天我就趁机撤退回到湖南，参与《潇湘晨报》的筹创工作。

　　我与《图书发行》和《中国图书商报》这种奇特因缘，造就了我后半生的独特际遇，算是平淡无奇的晚年生活的一抹暖色吧！

　　（作者系湖南省新华书店原总经理，1997年~2000年受聘任《中国图书商报》社代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