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错不成书”，读者这样评价图书的出版质量。这是夸张，是调侃，也是无奈。听了这话，编辑还能坐得住的话，说明你不适合做出版，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至少说明对于出版这个职业缺乏热爱和敬畏之心，你已经麻木了。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最好是换个工作，免得要被人高唱：“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 

　　为什么会“无错不成书”呢？最直接的原因，是编辑编校角色的弱化。这个原因形成在于一个“利”字。当一个疯狂的逐利时代到来以后，出版行业也一样，利润的追逐大于文化传承。 

　　浓烈的商业氛围，使出版业表现出这样几种变化：第一，编辑角色定位裂变，所谓策划编辑受宠。 

　　一个集编校角色（文字能力）、策划角色（创意能力）、宣传角色（写作能力）于一身的编辑，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但不知何时开始，这个角色发生裂变，编辑被分为策划编辑和案头编辑。策划编辑当然重在策划。策划，简单地说就是创意，而好的创意体现无穷的价值。那么以利润为目的的出版行为中，策划编辑的重要性也就大大地超过了所谓的案头编辑。曾有出版社在编辑中做过一次“愿意做策划编辑还是案头编辑”的调查，结果只有一位编辑选择了后者。可以这么说，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现实，严重地打击了案头编辑工作的积极性，内心受到的伤害，让他们变得浮躁，守不住寂寞，耐不得清贫，哪里还能坐在安静的书桌旁，平静地为他人作嫁衣呢？ 

　　第二，出版庸俗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出版的庸俗化倾向具体有几种表现： 

　　一是以逐利为唯一目的，只要能赚钱，低级趣味的、暴力色情的、违背科学常识的都可以出版，谈情怀只是一种笑话，讲文化也只是噱头。 

　　二是不作调查，不作研究，选题策划功能丧失，只想走捷径。假设我们从社会精细分工的角度，说明上文提及的编辑角色划分是合理的，那么，策划编辑策划选题，具体要做些什么呢？首先要收集社会信息，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信息，从中捕捉到切合读者需要的信息，以此为触发点，设想选题。其次，选题确定之后，应该有内容和形态的想象。再次，由谁来完成这个选题，也就是要找到一位合适的作者。最后，书稿出版后，采取哪种最合适的营销方案。也就是说，这四项内容应该全面体现在策划案中，并付诸实践。但现实是，现在的策划功能同样弱化了，一些策划简单地等同于组稿、购买版权。四处走走，书稿到手；上网浏览，寻找版权。编校交给案头编辑，设计交给美术编辑，营销交给发行人员。策划编辑，万事大吉。 

　　三是跟风炒作盛行。对出版人来说，有一个长期坚守的过程，伟大的成效才能由量变到质变。但当下的出版业，功利主义高于一切，追求短期效应。编辑不愿意做扎实的基本功，只想跟风炒作，一蹴而就。一本《明朝那些事儿》成功了，“历朝历代的那些事儿”转眼摆满书店；一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骗倒了芸芸大众，无数健康养生的忽悠蜂拥而上。 

　　第三，指标重压对编校功能的驱逐。 

　　工作量指标、码洋指标、利润指标，一连串的数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很多编辑都是在数字的加减中度过每一天。从工作量来说，一个编辑每个月完成15万字是正常的，但现在不管是哪一类编辑，30万字的月工作量很普遍。在固定的工作时间里，要完成更多的数量，怎么办？只有牺牲质量，保证数量。所以，书稿的编校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一个工作量指标就折腾成这样了，何况还有更关乎切身利益的码洋指标、利润指标呢？ 

　　第四，编辑职业门槛越来越低。 

　　人们都说，编辑是“杂家”，这个“杂”字对编辑职业提出了要求，专业知识、写作能力、人文视野等，都应该是编辑职业素养的一部分。简单地说，编辑应该既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同时又是学问渊博的人。但随着图书品种的越来越多，体量的不断增大，自然就降低了职业门槛。没有写作能力的，偏要写一本书，没有编辑素养的，偏要来编书，“无错不成书”，水到渠成了。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认为：“一些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还没有到位，两个效益相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时有出现；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还不够高，内部经营管理问题比较多，知名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比较少；相关体制机制和配套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两个效益相统一的环境条件需要进一步优化。”该指导意见可以说是对当下无序的出版环境起拨乱反正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唯有优化出版环境，才能让编辑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才能走出“无错不成书”的出版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