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诗歌 文化交流 传播中文诗

　　■受访人：杨 炼（诗人）

　　□采访人：解 慧（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生存和写作息息相关

　　□是何机缘使您成为一位诗人。从1974年至今，您一直深耕于诗歌领域，创作了很多影响人心灵的诗歌。对比早期的作品，如今的作品在创作风格的脉络上有无变化？这种变化从何而来？

　　■我这一代诗人的特征是：生存和写作有血缘般的紧密联系。于我而言，“文革”、插队的惨痛经验，上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让我接触到大地的厚度。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海外漂泊，让我接触到大海的深度。以此观之，我的创作没有转折，只有深化。我每一部作品全然不同，却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 发出自己的天问。我的中国诗作的厚重、海外初期短诗的锋利，甚至近期写作的新古典式成熟，都是“我”内心之旅不停加深的层次。我希望，这些都呈现在《周年之雪》中。

　　思想才是诗之根基

　　□诗歌的美学表现有很多层次，而您所作的长诗都是有结构的组诗，您是怎样看待结构对诗歌的影响？

　　■结构是诗意表述的最深层次。犹如建筑，砖瓦深处，是建筑结构的设计，那决定了整个空间的基本状况。读我的诗，无论长短，只有读到结构层次，才能把握住根本诗意。

　　□一直以来，您都在提倡诗人要作有深度、耐咀嚼的中文诗，什么样的诗在您的眼中是属于有深度的诗？您自己作的诗是有深度且耐咀嚼的吗？

　　■有深度即有思想，观他人所未观，言他人所未能言。耐咀嚼即精美，讲究形式，甚至讲究到形式主义的程度。我希望我的每行诗都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

　　□至今，您数次获得国外的诗歌奖和文学奖。又2次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对此，请您谈谈为何您的诗歌在国外如此受欢迎。您的诗歌究竟有何魅力，或者说您的创作核心是什么？

　　■对我而言，“好”的含义，最重要在于耐读。一首诗完成后，要经得起重读，且不停构成后人的灵感，这才是“好”。

　　我走遍世界，和不同文化交流，靠的只是我诗作中一部“中国思想词典”，同理，现在也以一部“世界思想词典”回到中国，与这里的朋友们切磋。我的诗歌魅力，一言以蔽之：思想之美。

　　打破“他者”的尴尬

　　□诗歌要有土壤的滋养，才能更深邃。朦胧一代的诗人在外出寻访几年后，大多都选择回国。而您为什么选择继续行走在他国之间。这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在外生活的久了，您担心自己会流失对母语的钻研吗？

　　■我的思想、文学版图已经打开，为什么要把自己重新塞进罐头？中国是我的经验，中文是我的文化之根，它们都带在我身上。我通过写作，从未和它们离散，拉开一定距离，反而使我的自觉更清晰。这才真重要。与世界交流起来，也更有思想的温暖之感。我不需要回来找一种低级的“热闹”。

　　□多年来，您游走于他国之间，中国诗歌在国外诗人、读者眼中，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样解读中国诗歌的？

　　■世界了解当代中文诗要有一个过程。之前一提到中国诗歌，便是李白、杜甫等古代诗人。这些年，随着中外诗人间交流的深化，例如中英诗人互译项目(结集为《大海的第三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诗人深入对方作品，建立对其诗歌意识、形式、语言的深度理解，由此构成交流。这就大大改变了仅仅想象“他者”的尴尬。另外，最近中文与阿拉伯、中文与东欧诗歌交流越来越多，更打开了进入中文诗的新语境。我认为，新一阶段的中外诗歌交流正在开始。

　　□诗歌有其特定的语意，是不能被精准翻译出来的。您是如何在国外传播中文诗歌的？

　　■诗不能被翻译，是一句套话。翻译诗，不是砍树，而是从同一个树根上长出的两棵树——译者要回溯原文诗的源头，再带着原诗的一切要求，在译文中重新进行一次创造。我在国外，既介绍中文诗，更介绍整个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语境关系，并介绍它们之间的有机互动，甚至促成世界的参与，例如我推动的黄山国际诗歌节、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扬州瘦西湖国际诗节等。

　　□回顾您30多年的创作历程，是什么让您坚持到现在。诗歌在您的生命中有何意义？

　　■写诗不需要“坚持”，它是必须——感受、思想、存在的必须。诗，让我不停发现新的自我，由此感到生命的存在。即使没写，我的生命状态也必须是诗意的、创造性的、活的，这不是生命的结果，而是生命的前提。

　　□方便透露一下，目前您的境况，有无新的创作意向？

　　■ 我最后一个文字孩子，是即将出版的《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九卷本中作为压轴之作的《空间七殇》(七组诗)。此外，我已经开始了下一部散文性的作品，但不想太多谈论它，谈论没出生的娃娃，可能给她或他带来坏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