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转型  城市规划

　　■受访人：王  军（作家）

　　□采访人：吉永财（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首都计划”的教训

　　□“历史的峡口”这一书名有何深层含义？您想在其中探讨什么问题？

　　■人类社会的转型，说到底是公私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转型和公权力治理模式的转型，城市规划也是在这个层面进行的。公共服务带来巨大的社会增值怎么分配？财政模式应该是什么样？这是这本书想集中探讨的问题。

　　之所以叫《历史的峡口》，是我觉得，中国社会历经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现在已经冲到峡口上了。现在土地税制改革已经在推进中，这场改革对中国社会公私关系的调整意味着什么？这本书也想探讨。

　　□在您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规划都有哪些缺憾？

　　■比如1929年的“首都计划”，因是否在南京老城之外建一个新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希望在老城内的明故宫建中央政治区。支持方是中山陵的设计师吕元直，国民政府的德国城市规划顾问。反对方是孙科领衔的“首都计划”班底。班底里的美国顾问茂飞在做“首都计划”的过程中，一直在考虑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继承创新。不过此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且没有执行。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居中而治”的想法。

　　茂飞的规划实际上是要顺着中山大道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体系。吕元直的方案则是“中正之位”，变成一个单中心的结构。这样规划一个几万、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城没问题，但要规划一个百万、千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结构太脆弱了。以至于后来的北京、莫斯科、首尔、东京都因城市是单中心——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区，郊区都是睡城，出了问题。

　　“梁陈方案”不敌苏联模式

　　□著名的城市规划方案“梁陈方案”，在1949年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它主要面临什么阻力？

　　■ “梁陈方案”的精髓就是要促进城市的平衡发展：每个区域要平衡，不把就业集中在一个点上。这个方案跟茂飞的规划相似。“梁陈方案”和“首都计划”都是在一个国都刚刚设立、面临大发展时提出的，那时是完善、调整城市结构的一个最有利的时机。

　　□但北京后来还是采用了“苏联模式”，为什么？

　　■1930年莫斯科做了一个规划，其中也有另辟新城的方案，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反对。后来苏联专家来指导北京做规划建设，毫无疑问是不能赞成另辟新城的。他们跟梁思成产生了对立。决策层出于什么想法采纳苏联专家的方案，还需要更多的档案来支持。

　　□就目前首都城市规划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当年“苏联模式”遗留的弊端是什么？

　　■莫斯科堵得一塌糊涂。两年前，莫斯科公布了一个新方案：把莫斯科往西南方向扩容，在新扩的地方建设一个中央行政区。这个方案把一些部委搬过去，但把总统府留在老城，这是很明智的——如果把中央政府全搬走，老城区的不动产价值一下全缩水了，要出严重问题。

　　搬迁解决大城市病

　　□吴良镛后来做了一个“京津冀发展规划”。它总体上可以被称作多中心的方案？

　　■我所理解的老北京和新北京是共存的关系。老北京被毁掉，新北京也会出严重的问题。在老城上建新城，建出来的城市一定是单中心的脆弱结构。吴良镛从1979年就开始为此而努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走出同心圆”。他后来做了好几期“京津冀的区域规划”，想改变城市功能过度聚焦于北京市的中心、过度聚焦于北京市的问题，想面向更为广大的领域对其进行有机疏散。

　　我相信他的这个想法对决策层产生了很大的触动。现在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性规划的纲要都已经在做。

　　□现在很多人在谈首都的一部分政府部门是否应搬迁、如何在通州建行政副中心的话题，您怎么看？

　　■我在2004年的报道《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中集中介绍了赵燕菁——当时中国规划院的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要带动北京城市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要带动中央行政区域的优化和调整。他把首都的行政功能和北京市的功能在空间上进行水平分割，因为全国各地的人来北京办事，主要是找中央政府办事。他的基本观点是，应该把中央行政区设在通州，让中央的一些部委集中在那里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