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石钟山的长篇小说《芳华颂》叙事上采取典型的“误会模式”。情节冲突基于误会的产生和之后持续的加深、画粗、描黑，最终误会解除，一切回归到正常的逻辑轨道上。一般的“误会模式”都是喜剧化的套路，《芳华颂》却有着正剧的品相，“误会”建构起情节的内在张力，指向的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以及对信念力量和奋斗价值的肯定。

　　董红梅就是《芳华颂》中那一抹最浓郁的芳华。她原本是个农村姑娘，两岁时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抛下她和姐姐突然“失踪”。姐妹俩相依为命，生活艰辛无着落。在父亲生前的战友关爱下，她跳出农门，参军入伍，来到夹皮沟老虎团的基层部队，成为全连唯一的女兵。在大家的既定印象中，女生参军都是来临时镀金的，“上头有人”。董红梅被强行盖上了“高干子女”的戳印。但她主动申请接管了连队的猪舍，成为一名饲养员。她肯吃苦，爱学习，抢着干脏活、累活，皮肤比任何人都黑，人送外号“黑牡丹”，一心扑在工作任务上，超期服役，不曾休假，不曾探亲，“把猪舍当成自己的家，把猪当成战友”，结果是后山坡上猪圈里的猪“哪一只不长得膘肥体壮”。而且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高干子女”，不炫耀自己的“家世”。谦逊、低调、真诚、朴实、勤恳、敬业、自立、自强等优良品质集一身。个人刻苦努力又有神秘“光环”的加持，更具鼓动性和深刻性。于是她顺利提干，成为军官，参加了军区教导队，当上了连队司务长，特别是让家庭背景真正深厚的战友马平阳倾心不已，甚至还在教导队同宿舍战友江雪的举荐下，被调往北京总部的会议中心工作。

　　她陷入“越解释越神秘”的怪圈，时不时揭穿自己的“身世”之谜，但“传言”的力量过于强大，非理性地将“真相”覆盖，而且不时添加新的成分、新的酵母，激起新的化学反应，这进一步将“传言”坐实了。董红梅是被动的，裹挟其中，同时也是烦闷、惶恐、迷惘的，疲于应付，也更加勤奋、刻苦，不挑肥拣瘦，不摆架势，用心把工作做好。马平阳穷追不舍的情感坦白，迫使她一股脑地抖落出全部身世。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迎来马平阳“董红梅，我们结婚吧”的郑重承诺。其实，江雪也早就知道了她的身世，但依然情愿出手相助。董红梅能赢得爱情和友情，不在于家族身份，而在于她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可贵的精神品格。她勤劳、踏实、稳重、清澈，敢于奉献、甘于付出、勇于担当，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他人怀着善意，有一颗柔软而又倔强的心。她是基于自己的性格和刻苦努力，赢得了尊重、收获了爱情。董红梅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历经风霜，恪守本色，芳华绽放，颂歌清亮。

　　她抛掷“光环”，坚定初心，重新确立自己，获得强大的主体性。她一直是姐姐眼中的乖妹妹。姐姐希望她有出息，经常在信中叮嘱她把部队当家，不可回家探亲。她听从了姐姐的要求。当得知姐姐肝硬化晚期，她毅然决定捐献肝脏，救姐姐性命。她挣脱姐姐的庇护，成为那个拿大主意的人。部队裁减编制，她面临新的职业选择，却主动分流到农场，别人惊愕，她坦然。她还是那个董红梅。

　　当然，经历过人生传奇经历的董红梅不完全是那个本初的董红梅。她并非一个单向度、扁平化的人物，也想享用“误会”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也曾经迷茫过，束手无措，也有过遮掩，任由“传言”不断抬高自己。这只是短暂的抽离，彰显出她的人性化和世俗化。她没有真正在诱惑与浮华中迷失自我。尽管董红梅深受命运的眷顾、垂青与厚爱，经历着不断“开挂”的人生，但她没有将之视为一种“资源”或“资本”加以利用和挖掘，没有膨胀，变得漂浮，从而跌入虚妄。她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探底性的人生之问有清醒的认知。尽管《芳华颂》可能存在戏剧性巧合多了一些、足了一点的问题，存在人物的心理活动过于絮叨、繁复的问题，但作品下功夫塑造了董红梅这个“实心”的人，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长廊。石钟山说过，所有的作家最终都是在写自己的心境、心结，小说就是在表达作家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可以说，通过董红梅这个人物，作家在传达着他的观察、思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