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艺术史 二十世纪 贵州油画

　　○刘 剑

　　艺术史就是凭借真实的叙述之事进行知识的历史叙述与意义生产。曾希圣所著的《二十世纪贵州油画》，尽管作者谨慎而巧妙地省掉“史”字，不用“二十世纪贵州油画史”这个书名，但“二十世纪”这个时间限度必然会将该书归为油画史，这是史的时间性属性所致。

　　从“如何叙事”来看，该书的书写框架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百年贵州油画的历史分期，该书分为六个时期：发轫（1920~1949）、启程（1949~1965）、革命（1966~1976）、捩转（1977~1979）、破局（1980~1989）、出师（1990~1999）。不难看出，这是根据贵州油画自身的发展运动结合时代变迁进行的分期。前50年归为一个时期，后50年分为五个时期。二是被表述的贵州（“旅黔名流画贵州”）和作为身份的贵州（“桑梓山花开墙外”），即域外画家如何表述贵州和走出贵州的画家在域外如何。三是附录，附录主要是文献，包括大事记、文献编目、业内资料编目和画家名录。

　　前50年的亮点是贵州美术的“抗战现象”。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州，为文化志士提供前往陪都重庆的安全通道，徐悲鸿、倪贻德、董希文、冯法祀、李宗津、麦放明等著名画家辗转逗留于贵阳，其举办的展览对于贵州美术的影响不可小觑。

　　自觉阶段的后50年恰恰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贵州油画建设史，折射出贵州是如何建设发展油画事业的。标题说是“宏大叙事”，在于书写者着眼官方主办的美术展览和贵州高等美术教育。一方面，画展具有事件性，常常紧扣国家当时的大政方针和党的重要文件，这使得虽是地方性的贵州油画，仍然紧扣时代脉搏，紧跟全国步伐。另一方面，贵州油画的发展，离不开成建制的高等美术教育对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公共美育性质的美术展览对公众的普及。正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国家从中央美院、四川美院、浙江美院统筹分配两批专业人才支援发展贵州美术，奠定整个1949年后贵州美术教育的坚实根基，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已成长为当下贵州美术队伍的中坚力量，从美术院系教授到画院美术师，构成当下贵州油画的基本格局。

　　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来说，该书提供了一个参照系。贵州油画现代性的前史是“抗战现象”，即西方油画在贵州是以抗战的表达方式进行现代转换的，“留黔”画家在大后方以油画抗战，参与时事。1949年后，贵州油画的“启程”（1949~1965）、“革命”（1966~1976）时期属于国家叙事，即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进行的油画表达。改革开放的艺术新声在北京以“贵阳五青年画展”这个全国第一个民间露天展的方式崭露头角，随后出现轰轰烈烈的“八五思潮”这个混合着现代主义绘画和当代艺术的美术运动，而整个1980年代，在全国美术界又结出“贵州美术现象”这朵艺苑山花，这是贵州油画后50年的两个亮点。

　　从外在表征来看，贵州油画的特色有二。一是族群叙事。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代语境下，贵州丰富多彩的世居民族在国家叙事的需求下成为贵州油画的特色并形成传统，苗乡侗寨直接关乎国家层面的经济建设与民族政策的实施，表达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画家的使命。二是山地叙事。贵州地处云贵高原，自古孕生出山地文化，以山为风骨，以水为血脉，致使即使是远离社会属性的风景油画仍然不是西方塞尚式的分析美学，而是儒家比德传统的借景言志，乌江激流、黄果树飞瀑、大山大川都注入画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隐喻与主体情感。

　　艺术史是特殊的历史，其特殊性在于审美的经验性。作为画家的曾希圣本人就是贵州油画史的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从而使得这部地方性油画史更加具有书写的个体性。此外，对油画作品的阐释具有画家的实践性经验，读起来亲切自然，解读到位。但作为艺术史来说，这似乎又不便于使书写者与对象保持恰当的学术距离。

　　艺术史的书写苦难有二。一是文献搜集的基础性工作。书中很多资料的搜集都费时费力，其所提供的基础文献将为后来者的油画书写提供基础。二是油画成就的评价。书中依托各类展览作品的获奖情况来评价当时的油画成就，以评委的评价代替史家的评价，稍有放弃史家独立性的嫌疑。但不管怎么说，对于百年贵州油画，史论文献的整理与书写本应该是批评家或史论教授早就应该做的工作，画家能抢“头彩”，作为贵州首部油画史甚至是首部画科史，对于贵州美术事业来说，其开创之功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