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 智

　　30年前的早春，我去北方进行了一次采访。

　　一个 8 岁的小女孩，暑假里爸爸在她和妈妈面前去世。妈妈患有顽固性类风湿性心脏病， 需要住院治疗，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医院便帮忙设立了家庭病床。

　　我见到小女孩，是在半年后，她 9 岁的早春。每天，小女孩做早饭，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然后喂妈妈吃早饭，狂奔着去赶公交车； 傍晚下公交车，狂奔着回家做晚饭……

　　小女孩独立支撑家庭的情况，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完全清楚。后来，三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叔叔从侧面了解了，就暗地里帮扶她。再后来，学校从一个细节上发现了——班上收费， 同学们交的是整钱，唯独她装了一小塑料袋的零钱。

　　“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呢？”我问小女孩。

　　“又不是什么好事，”小女孩笑着说，“每家都有自己的事，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我能干的。”

　　我采访了那三位叔叔。他们告诉我，尽一点所能，但他们很小心，唯恐伤害到孩子。

　　“搞不好，帮助也会成为伤害。”一位叔叔说。

　　学校也是如此，小心翼翼，如同呵护一朵被风吹雨打的小花。

　　30年来，我的眼前总能看见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在奔跑——双臂摆动、双臂垂直、一手压着背上的书包一手划动。但那次采访之后， 我没有主动和小女孩联系过。虽然小女孩总是面带笑容，我写的报道题目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但我拿不准，哪怕是一句话，会不会伤害到她。过早失去爸爸而陷入悲伤的泥沼， 不是说跨就能跨过去的。

　　我不敢主动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是怕提起妈妈。我见过她妈妈，脸色苍白、一头乌发。妈妈久病成医，自己能给自己输液。她自知活下去很难，但为了不让女儿成为孤儿，她要拼命活下去。

　　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考上了家乡的大学。我为她高兴，暗暗揣度：她没有离开家乡，一定是为了陪伴妈妈吧？又有一天，女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 毕业了，要去南方工作。我为她高兴，但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始终没有动笔，就一个原因：不忍心。30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就一个原因：不甘心。30年来，我一直有意识地采访学校、 家庭、孩子。我获得了更多的故事，也在获取动笔的决心。

　　我请教一位小学校长，如果一个孩子的家庭发生变故，学校知道吗？校长说，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问为什么。校长说，有的家长在第一时间和学校沟通，有的家长会先瞒着学校，以后再说，也有的家长一直不说。

　　“为什么隐瞒呢？”我问。“总之……不是好事吧，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也不想麻烦大家。”校长说，“其实……你我不也是这样？”

　　我问：“呃——那孩子在学校怎么办？”“家长主动和我们沟通的，我们会小心，制订方案；我们如果不知道，真没有办法。” 校长说，“有时候‘疏漏’也是关心。”

　　“那不会伤害到孩子吗？”我问。校长说：“孩子是单纯的，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就没有伤害。”“但学校很快就会知道，”校长又说，“时间一长，什么不知道？”

　　“知道了怎么办呢？”我有些紧张。“想方设法，和孩子一起‘过来’。” 校长说，“陪伴一段，关注一生。”校长告诉我，其实学校都有预案，但一旦有事，所有的预案都用不上——事情发生在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必须有“个案”。

　　伤口愈合，一般分两种：一种，内里与外表同时愈合；还有一种，每天把愈合的表面划破，等内里长好，再一起愈合。后一种很深。无论哪一种，都需要时间。生活总是朝向希望的。我们有幸参与了孩子的一部分人生，后续的便是绵长深情的祝福。于是，我决定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方一禾，快跑》。小说完稿是凌晨2∶30。我打开门，走到户外。春寒料峭，暗香浮动。我恍惚是在30年前，披星戴月，要赶乘北上的绿皮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