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第十二届读友读品节迎来了六位重磅公益代言人，阿舍、蔡崇达、鲁敏、乔叶、石一枫、王计兵。他们以笔为舟，在文学的海洋中探寻人性的深度与生活的广度；以心为桥，搭建起阅读与心灵对话的通道。采访全文将在“好书探”公众号同步呈现，邀您共赴这场关于文字与心灵的春日之约。

　　阿  舍：文学是我融入世界最有效的途径

　　■受访人：阿舍（作家）　　   □采访人：唐姝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见习记者）

　　作为成长于多民族融合家庭的作家，阿舍的创作始终扎根于开放包容的视野。对兵团历史的深耕，让她在《阿娜河畔》中构建起独特的时空纵深。面对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洪流，她强调阅读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当下，应该将“阅读”改为“深阅读”。

　　□你出生在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家庭，这样的背景对你的阅读偏好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的多民族融合的家庭背景，首先为我带来的，是让我意识到我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不一样，我会更有一种融入外部世界，被他人、被小伙伴们接纳，被外界视为一体的渴望。人只有在外部世界里才能成为一个更整全的自己，否则，那个自己既片面，又不成立。所以，在自己渴望被外界接纳的情况下，会自然地打开心灵，会用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心态接纳他人和外界，因为只有你自己首先放下心墙，你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才可能畅通，你渴望的融入才可能实现。

　　我想，我全部的文学创作都是建立在这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视野上的，它成为一种价值观，之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我想，我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并且至今觉得还可以写下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并且相信，文学创作是我融入世界最有效的一条途径，也是成为一个更整全的自己的途径。

　　□你提到过自己出生在南疆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个戈壁小镇，那么在你的成长过程中，阅读是否成为了一种连接你与外界的桥梁？

　　■那个位于南疆塔里木河下游的戈壁小镇，虽然距离东部的文化中心很遥远，但实际上它一点也不闭塞，也不守旧。相反，因为正好是我的青少年时期，那里有着相当一批有知识、有技术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人，加上新疆本土积淀深厚的各民族文化，以及兵团团场不同于内地农村特有的农业生产体制，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一直是有声有色的。这是我离开团场多年后才意识到的，它与团场单调干燥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邻居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全国各地不同的口音讲话，各家吃饭的习惯也不一样，天南地北各有各的口味，还有根植在每家每户后面的文化心理与习俗……不懂事的时候，我将这些不同视为理所当然，等到离开之后，才发现那段生活十分珍贵。无论什么时候，生活都是一本读不完的大书。事实上，在考上大学之前，我很贪玩，兴趣点不在读书上，大多数经典文学作品是后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补课补上的。而且我的文学启蒙不是严肃文学，而是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这样的类型文学。

　　□大量长期的阅读和学习对你的创作灵感和作品架构有什么帮助或是影响？

　　■在阅读和学习上，我一直不会用“大量”这个词来介绍自己，因为自认差得太多，这听起来有点假装，却是我的真心话。但没有阅读和学习，我肯定成不了一名作家，更走不到今天。以《阿娜河畔》的创作为例，2016起，我开始不停地买书，专门搜集与兵团有关的资料，农业、工业、教育、水利、科学、医疗，文学创作、口述历史、纪实采访、学术分析，还不包括从网上购买的论文资料。最初，小说要写谁，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要用一种什么样的结构，自己完全不知道，只是去读、去了解，故事内容、人物形象以及其命运，都是在阅读与思考中慢慢成形的。在准备阶段，除了阅读，还会进行一些有意识的积累，这个过程很长。比如：在回新疆探亲的过程中，从同学口中获得一些关于农场的消息；另外，就是向母亲核实一些生活细节；再有，联系一些叔叔阿姨，采访他们，找寻一些极其鲜活和个人化的记忆。有些内容非常详细生动，是从出版发表的文献或者书籍里根本找不到的……阅读、查找资料、采访、不动声色地打听，这样，五六年下来，搜集了不少素材，兵团的大历史和团场的局部历史基本了然于胸。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这些准备拓宽了我的视野和思考深度，使我重新获得了一个更有历史纵深感的创作方向。另外，直接改变了小说的格局、改变了小说的时空长度。

　　□你认为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阅读是否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阅读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当下，应该将“阅读”改为“深阅读”。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获取信息与知识已经相当便捷，而且，今后会以“月”和“天”为进度，便捷度会呈几何倍增长。这是世界发展的速度，所有的个体都被卷入其中，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是既被迫又自愿地加速着这种变化。对此我深有体会，在享受着这种便捷的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担忧。担忧自己会变懒，大脑会退化。阅读不仅仅只有获取信息与知识这一项功能，阅读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在吸收的同一时刻，人脑会产生复杂而神奇的联想、判断、分析、选择、想象、抽象、推理等一系列大脑的运作劳动，这种劳动是人之为人最可贵的东西。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喂养人脑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一个人把他嚼过的馒头塞进你的嘴里，不仅有很多极其微妙而重要的内容被过滤掉，最最可怕的是，它会吞噬人的用脑能力。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不再使用自己的大脑，人会变成什么。所以，深阅读的价值在当下尤其显得必要。当然，那些建立了良好阅读习惯和拥有持久的阅读需要的人，他们自然懂得在读书时，分清“深读”“泛读”“快读”不同读法的必要性和针对性。

　　□你怎么看待AI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我其实更担心的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未来AI对人的生存空间的侵占。试想，如果AI占领了人的全部生存空间，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生活以及鲜活的生命经验，不也将被AI化了吗？那个时候，所谓人类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作为作家的我其实是困惑而且悲观的。当然，鉴于这种大势，作为作家的个人，当下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动作为，那就是尽可能去感受、思考、表达我们当下的生活和时代，用我们自己的双手、脚步与大脑，去笨拙地、深入地获得对现实生活的新鲜真实和丰富的生命经验。我相信，这些来自我们身体的生命体验与经验，在今后将被AI大面积挤占的生存空间里会变得越发弥足珍贵。

　　蔡崇达：走进自我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最快的路径

　　■受访人：蔡崇达（作家）　　   □采访人：唐姝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见习记者）

　　凭借“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走进读者内心的蔡崇达，始终相信“走进自我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最快的路径”。他以书写人的来处揭示“根系相连”的生命本质。他认为或许只有每个人先把自我内心重新扎根在来处，安放下来，我们才有力量长出新的枝芽，探向新的远方。

　　□你提到小学四年级就发现了对阅读和写作的热爱，是哪本书或哪篇文章触动了你，让你对阅读和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并非因为阅读或者写作的原因，而是内心产生的需求。我在少年时代是敏感的人，在我困惑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条路径，就是读书。读到某一本书的某一段话，把我说不出的话说出来了，把我不理解自我的部分理解了。那时我开始懵懂地感觉，好的写作可能是一个纯粹、敏感、真挚的灵魂，拼命地走进自我内心深处，挖掘某个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部分，调动所认识的字句和技巧，试图将内心晦暗不明的部分用文字照亮、捕捉和呈现。我经常说一句话，走进自我内心是通往他人内心最快的路径。我后来理解，所谓写作是人类对自我灵魂关心的所有努力。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尝试关心自我内心那些晦暗不明的部分，我知道他们藏在书里。

　　□你的“故乡三部曲”《皮囊》《命运》《草民》都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对人性的洞察，有没有哪本书或哪位作家的作品对你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我看来，文学是人类对自我灵魂关心的所有努力的总和，这个总和实际上是一个接力赛，一代人站在一代人抵达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或者向周围打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肯定是基于很多书籍里对人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我很难举出具体哪位作家，我只能说，我读过的几乎都影响我了，因为不可能只是一个人而已。

　　□故乡在你的作品中占据了很大部分，在你看来，阅读如何帮助现代人重新连接这种乡土文化中的“根系”？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帮助人连接故乡，而是帮助人尽可能理解自我、尽可能理解自我和世界以及尽可能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关联和互动。我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跟自我来处、跟家乡的连接非常重要。所谓故乡，它是基于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秩序。我写《皮囊》《命运》《草民》是想提醒大家，尽可能转身找回到自己的来处，看到自己是如何生长、滋长的，或许只有每个人先把自我内心重新扎根在来处，安放下来，我们才有力量长出新的枝芽，探向新的远方。

　　□你曾说“完成《草民》后，与故乡达成了完全和解”，在创作《草民》时曾因对故乡的视角问题推翻重写。直到今天，故乡的内涵对你来说是否有变化？

　　■写《草民》这个故事确实特别困难，在我看来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是炫耀你的感受力和判断力，而是准确地抵达你想要抵达的命题。实际上，我最初写《草民》写得非常精致，有点像站在半空中俯瞰人。但是这种状态我认为是不对的，把自己抽离出来俯瞰，是某种知识分子精英的傲慢，看不到相互的托举和构成，甚至在贩卖他们的迷茫和苦难。因此我只写了六七万字，全部删掉。我知道只有回到草丛里，自己是一棵草，才能看见另外一棵草，才能跟另外一棵草根系相连，才能彼此支撑。这就是为什么《草民》最终刻意采用了平白质朴的表达方式，甚至某些时候显得不雕琢。我认为故乡在内涵上并不一定有变化，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词语表达。我在这几年里找到了，所谓故乡是曾经安放过，甚至托举过我们灵魂的地方、故事、感受、经历和存在。正如我刚才所说，人最终还是像一棵植物一样，只有得到安放才能支撑自己长出新的枝芽，正如我所说，心定才有心力。

　　□《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是你与女儿合作的首部童书，你提到“孩子的笔触最贴近初心”。在亲子共读中，你认为父母应如何引导孩子从故事中感知生命教育？

　　■我的很多读者都是家长，有孩子。父母总希望拼命调动自己过去的所有生命经验，为孩子找到一个框架，保护孩子面对未来的人生。过去可以借鉴，而不是指望过去的经验能够陪伴小朋友面对未来。父母应该像土壤一样托举他，而不是成为他的天空包裹他。我们经常说书籍是人随时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我认为家长应该关心孩子的内心，尊重他们的内心选择，陪伴他们寻找并发生跟文学作品的第一次共鸣。

　　□在快节奏的短视频时代，你认为年轻人如何深度阅读或者让更多人爱上阅读？

　　■实际上其实我觉得短视频跟阅读不是竞争对手。人们观看短视频时间过久后内心反而更空荡、更慌张，他们可能想要寻找更深入的东西，只是他们很难找到。我觉得问题不在于短视频，而在于当前协助文学作品抵达人心的机制还需要再探索，以及当下沸腾人心的命题里，已答的写作还不够强、不够多。这几年我的写作目标很简单，触及当下最沸腾、最需要抵达的命题，这些抵达尽可能深入，最容易让人心找到你。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内心都渴望那些我们敏感的、隐隐作痛的、无法说出的地方被抵达，被触及得更多。

　　□能否透露一下你未来的创作计划？

　　■其实我对每种文体都很好奇，未来可能有两个创作方向，第一个是小说方向，我希望创作和《皮囊》《命运》《草民》写关于来处的故事所相对的陪伴人寻找去处的故事。另一个，文体上，我可能不一定写童话，或许我会在某一刻洞悉了理解了某个文体为什么被人类所需要，在当下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所以我可能突然间写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或者寓言都有可能。

　　石一枫：作家最不能被替代的是原创表达

　　■受访人：石一枫（作家）   □采访人：唐姝菲（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见习记者）

　　作为“北京味儿”十足的作家，石一枫擅长从日常生活中捕捉时代的脉搏。面对 AI挑战，他直言“原创表达是作家立身之本”，强调作家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是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感悟。

　　□你从小喜欢阅读，高中开始尝试写小说，是哪本书或哪篇文章触动了你，让你对阅读和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小时候我比较调皮，家人常把我关在阳台或小屋“反省”。屋里没什么可玩的，只有文学杂志，像《十月》《小说选刊》。十来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记得《小说选刊》里有篇写“吃”的短篇小说《美食家》，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小孩子嘛，对“吃”最感兴趣，书里描写的那些美食场景，勾得人直咽口水，至今印象深刻。还有王朔的《橡皮人》，当时在《中篇小说选刊》刊登时，编者按说这是“通俗文学作品，以资鼓励，以飨读者”，我读得特别来劲，觉得这种带点调侃、贴近生活的文字特别有意思。说是启蒙，其实最初就是为了解闷，那时候可玩的东西少，书就成了最好的娱乐。

　　□你近些年一直保持比较高产的创作节奏，连续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能看出是一位创作非常勤勉的作家。职业作家需要自律或者时常提醒自己的是什么呢？

　　■我可不觉得自己写得快，我算是精雕细琢型的。每天顶多写千八百字，要是写太快，文字的耐读性就保证不了。写作对我来说，既是爱好，也是习惯，就是每天都想在这事儿上花点时间，慢慢积累下来，成果就出来了。要说提醒自己的，首先是别把“作家”这个职业看得太特殊，它跟工人、农民一样，就是个工作，人家创造物质价值，我们尽量创造精神价值，而且人家的价值更直接，所以不要把这个职业神化，保持平常心很重要。再就是别脱离生活，尽量跟生活联系紧密一点，归根结底要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这是最基本的觉悟。

　　□你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贴近日常生活，北京味儿特别足，比如《恋恋北京》《逍遥仙儿》。这些鲜活细节是怎么从生活里“挖”出来的？

　　■我喜欢观察生活里的新现象，比如以前没有的社会现象。《逍遥仙儿》的创作契机就是观察到带孩子上各种培训班。家长们为了孩子简直操碎了心，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焦虑，普通家庭也焦虑。我就把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心态写进小说，与其说是“挖”，不如说是在生活中碰到一些触动，慢慢琢磨，就把它写下来了。

　　□前几年经常听到关于理想读者的讨论。你认为如果有“理想作家”一说，应该是怎样的呢？

　　■理想作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原创性。他的每部作品都能让人眼前一亮，跟自己以前的作品不一样，跟别人的作品也不一样，始终保持着创新的能力和勇气。这样的作家，不会被固定的模式束缚，能不断突破自己，给读者带来新的惊喜。

　　□去年的全国青创会，你是发言的青年作家代表。在北京文学界更是一位代表性的作家，你现在如何看待“北京作家”这几个字，最近两年随着“北京作家群”的讨论，似乎范围更加广阔。你认为能代表北京的作家，应该具有哪些特点？

　　■“北京作家”这个标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作家都能算；狭义上，得写出北京的味道，不管是语言风格，还是精神气质，都得跟这座城市契合。从老舍到王朔，再到刘恒，他们风格迥异，老舍优雅洋派，王朔街头讽刺，刘恒简洁精瘦。我觉得北京作家都爱写小人物。北京从古至今是属于“大人物”的地方，但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写他们的挣扎、梦想和喜怒哀乐，这是北京文学的独特风骨。

　　□你提到在《借命而生》之前，你和很多作家一样，是类似写自传的作家，不太会写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请问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是否有那么“开悟”的一个时间？

　　■其实也没什么“开悟”的瞬间，就是慢慢意识到，作为作家，不能只写自己那点事儿，得学会写跟自己不一样的人，这是一种必备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也要训练自己拥有这种能力，要取长补短，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可能我比较幸运，我找到了这种方法，当然，跟天才作家比不了，人家天生就有这种能力，我只能后天努力。

　　□你的新作《一日顶流》通过父子两代人的网络经历展现中国互联网发展史。现在AI也能写小说了，你担不担心以后文学作品越来越像流水线产品？你觉得作家最不能被机器替代的是什么？

　　■我觉得不用过于担心。文学贵在原创，人类写作相比AI写作最大的优势在于原创性。作家最不能被替代的，就是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是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感悟，能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哪怕你的作品很小众，只要有自己的风格和思想，就是独一无二的。越是机器可以代替人，人越要强调原创性，过去觉得原创性重要，现在原创性可能是唯一的立身之道。

　　□你觉得，随着AI的介入，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创作生态的问题？

　　■AI介入创作生态，首先冲击的就是原创性。一些没有那么原创的作品，可能会越来越显得没有价值。以前我们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一些作品完全可以被机器替代，就更没有价值了。所以我认为，还是保持原创性，保持创造力。原创性和创造力来源于生活，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的关注，让你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悟，这个最重要。

　　□最后能否透露一下你未来的阅读计划和创作计划？会继续写小说故事，还是像《青海湖传》那样尝试新方向？

　　■《青海湖传》是答应当地朋友写的非虚构作品，去那儿玩的时候觉得风景和人文都特别有意思，就想记录下来，但我毕竟不是非虚构领域的专家，现在还没写完，也不知道最终会写成什么样。不过未来还是以小说创作为主，这是我的兴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