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戴逸 做人行事 治学治史

　　○沈秋农

　　《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无论从内容架构还是行文风格看都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此书以极具感染力的笔触介绍了当代极享盛名的历史学家戴逸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生活，以大量篇幅详尽阐述戴逸先生的治史理念，这对研究清代历史，研究戴逸先生的史观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通常写人物传记都是从人物的家庭背景起笔，该书却从作者1970年突然闯入戴逸先生家开篇，然后牵出一系列事件。全书如行云流水，时间跨度长，所涉历史事件与人物多，看似互不相连的事件与人物，却又环环相扣，链接在一起，全书充满生气和灵动，一气呵成，实属难得。

　　书中翔实引录介绍了戴逸先生50年前写给作者的36封信函，那些信函，既有对中国历史上某个历史事件的介绍，也有对一些重大史料的分析，这既体现了戴逸先生对作者治学治史方法的释疑解惑与传道授业，也可补《戴逸文集》之疏缺，对史学爱好者而言，还将引发对史学知识、史料研究的浓厚兴趣。那些信函，信有长短、文采飞扬，见字如晤，循循善诱、育才情深，无论是信函中的思想、学问，对作者都是极为珍贵的思想启蒙，是引导他步入史学之门的指路明灯。现在再看那些文字，诚如作者所说，那些信函并非昨夜星辰，即使现代对当下读书人而言也一样有着清泉润心、劝学启悟的作用。有意思的是，透过对于那些信函的叙述，作者有意识地给读者留下众多进一步思索或想象的空间，比如书中涉及老子、墨子的思想，比如中国古代的税制，甚至在注释中都留下思索的空间，比如明朝时期的文官制度等。令人感叹的是，当时戴逸先生陷于困境之际，手头无书的情况下的育人方式，古往今来恐都极为少见。

　　作者在书中自序中说，戴逸先生在晚年向其作了“五次长谈，每次长达三四个小时，谈话内容都是先生对清史的系统阐述和他70年治史的理念。”那些记录先生有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谈话，更是该书的重点。清朝时期的政治、经济、疆域、民族、文化、对外关系、对内对外的各种战争，贯穿于276年的历史中，那么多重大课题，为什么戴逸先生偏偏挑出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作为切入点来谈？18世纪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在近代世界历史中又占据了什么地位？要想深入理解戴逸先生的治史理念，就不得不看此书的这一部分。直接记述和阐述戴逸晚年的历史思维是该书的特色之一，这在一般的传记文学中是看不到的。

　　该书第五部分《我所知道的清史纂修工程的细枝末节》，首次向社会披露了清史纂修过程中的大量细节。戴逸先生本人曾经多次介绍他对清史纂修工程启动过程的亲历亲闻，过去20多年来许多媒体也对戴逸先生如何主纂《清史》作了各种介绍，但现在览读作者对这项世纪文化工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诉，依旧令人充满新鲜感而怦然心动。戴逸先生以古稀之龄领衔清史纂修工程的十几年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既要从宏观处把握全局、掌舵领航，又要从微观处费神着力、悉心指导，无论总体框架设计，还是编撰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的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都离不开他的指导把关。戴逸先生始终坚持一个鲜明观点，那就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要有世界眼光、要有广阔视野，不能局限于中国之内，也不能只收集利用国内的史料，既要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也要从中国局部地区和事件联系世界的历史背景。中国需要世界读懂中国，中国更需要读懂世界。书中对清史工程启动后先生的信念、思想、情感，对《清史》纂修的谋划、方法、运筹等都是通过一个个生动故事，一次次心灵交流来展示的。透过作者的叙述，使人感受到清史工程的启动既艰难曲折，又众望所归；清史工程的编纂既继承传统，又探索创新；清史工程的进程既千辛万苦，又成果丰硕；清史工程的竣工既是时代巨献，更是文化丰碑。

　　可读性强、叙事生动、史料珍贵是该书的鲜明特色。作者与戴逸先生相识相交超越半个世纪，自幼耳濡目染，亲谆教诲，对戴逸先生的待人接物、行事风格，治学治史的思想、方法与原则，渊博学识，远大目光，扶掖后学、举荐人才的仁厚美德与宽广胸襟，对重大史料研究的潜心探索与独特见解，重大学术成果的重大价值和意义，都有深入了解，故显得真实可信。浏览之下，笔者感受到这既是一部讲述戴逸先生如何做人行事、治学治史故事的好书，对研究戴逸先生生平的学人而言更是一部不可不读的生动读物。此书虽不是戴逸先生的“大传”“全传”，却也是史料翔实、叙事生动之名家“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