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丰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中医不仅仅是一门医学，更是一种融合了深邃哲学和人文精神的智慧体系。的确，从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到李时珍再到现代的中医名家，各家虽侧重不同，却共同以“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精神，推动中医的多维发展。他们留下的医学思想与实践经验，不仅构筑了中医药学的核心框架，更塑造了“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精益求精”的品格，至今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重要根基。
《曲黎敏精讲中医文化》是一部系统阐释中医文化根源与哲学内涵的作品。全书以中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为主线，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历史、语言、神话等多学科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独特创造的核心特质。作者曲黎敏凭借深厚的学术积淀，将中医置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框架中，揭示了其与天地人三才、阴阳五行、巫史传统等文化要素的深刻关联。
中医文化的起源与哲学根基
东方文明以农耕为主，人们在与自然的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生活智慧，这为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提供了肥沃土壤。仔细检阅《曲黎敏精讲中医文化》的目录，我们会发现该书的亮点之一在于开篇即探讨“中医为何产生于东方”，这一设问直击中医文化的最深处。书中指出，中医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与东方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乃至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同时，古代东方社会的巫史传统，也为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想象空间。书中通过细致入微的考据与论述，展现了中医文化如何从这些原始土壤中汲取养分，逐渐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中国古代文化结合了巫文化与史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中庸思想为内容，以伦理道德为特色的文化。而这一定义完全适用于中医学，传统医道既有巫文化的经验性与先验性，也有史文化的明显特征，如阴阳互补、五行生克、动态平衡、中庸和谐及整体把握等，二者同型同构。只是，中医的出发点是人体生命，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出发点是社会中的人。无论如何，人文精神和天地人三才一统是中国文化和医学文化始终不变的要素。”
在哲学层面，中医以“气一元论”为理论基础。“气一元论”是道德教化中的要点，即修养体内之气以达到浩然和谐的表象，曲黎敏认为，这是将生命视为阴阳二气动态平衡的体现，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取得超越世俗的最高手段。而引起气的运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于气的阴阳属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即阴阳是变化的根源和内部力量。
中医将阴阳视为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当阴阳失衡，人体就会出现各种病症。因此，中医治疗的核心在于调和阴阳，通过药物、针灸、推拿等手段，调整人体内阴阳的比例和状态，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这种治疗方式体现了中医“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个体差异和整体调节，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着根本的不同。
曲黎敏在书中还深入探讨了中医与五行学说的关系。五行学说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这五种元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滋生，维持着宇宙的平衡。中医将五行学说应用于人体，认为人体内脏与五行相对应，五脏之间的功能相互协调，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当某一脏器功能失调时，就会影响到其他脏器，进而引发疾病。因此，中医治疗不仅要针对病症本身，还要考虑到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调理。这种将人体视为一个与天地同构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命观不仅体现在中医的治疗理念上，还贯穿于中医的预防、养生等方面，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健康智慧。
对中医文化特征的归纳
该书另一亮点在于对中医文化特征的归纳。即，作者提出，中医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服务于现实的实用理性”“有机的自然主义”及“超越语言”四大特质。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历史传统的敬畏与传承意识，构成了中医发展的独特轨迹。这种“尊经重典”的文化基因，既塑造了中医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深厚传统，也形成了其区别于西方医学的知识生产模式——历代医家往往以注解经典、阐释古义为治学根基，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的框架内进行知识迭代，很少有超越经典的标新立异之说。而这种模式，一方面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约束了医家的创造性。作者不禁在书中提出了疑问：“当中医的发展面对西方医学的强大攻势之时，便产生了深深的困惑：是固守传统，还是趋时附庸？”而何去何从，还应该基于我们对传统的深刻反思。
中医学的实用理性精神，集中体现在其始终以临床实践为核心的发展轨迹中。这种“务实致用”的传统，使中医从理论建构到学科分化，都紧密围绕着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展开。以学科细分为例，唐代医学分科初成七科，至宋代细化为九科，元代进一步扩展至十三科，每一次分科的细化，都是对临床复杂病症应对的直接回应，体现了“随症设科、因需而变”的实用思维。
这种以临床为导向的理论发展模式，让中医成为一种超越语言的“活的实用智慧”——它不追求脱离临床的纯理论建构，而是将每一次理论突破都转化为具体的诊疗技术，最终形成了“理法方药一体贯通，经典与临床互为表里”的独特学科品格。
学术价值与现代性反思
《曲黎敏精讲中医文化》的学术价值在于其跨学科视野与文献深度。全书旁征博引，从《黄帝内经》《伤寒论》到《史记》《汉书》，从甲骨文考据到道教内丹理论，构建了中医文化的立体图景。作者对“大一统文化”与中医理论定型关系的分析（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影响），以及对《说文解字》中医学关键词的训诂，均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然而，从当今的客观环境出发，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常被诟病“不科学”，但《曲黎敏精讲中医文化》恰恰揭示了这种认知的片面性。书中指出，中医的“危机”本质上是文化语境的断裂——当“阴阳”被简化为哲学概念，“经络”被视为解剖学谜题，中医失去的是其作为整体生命观的阐释力。但正是这种整体观，为现代医学困境提供了互补思路：面对慢性病高发，中医“治未病”强调体质调理而非对症治疗；面对当下心理疾病的泛滥，“七情致病”的理论可以向读者提醒情绪与躯体的深层关联。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没有陷入中西医对立的窠臼，而是将中医定位为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中医的价值，不在于与现代医学比拼技术精度，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关系性思维”——关注人与环境、躯体与心灵、疾病与生命状态的整体关联。就像书中反复强调的“天人合一”，不是简单的环境适应，而是生命在宇宙秩序中的自洽与平衡。
读完此书，最大的感受是中医终于摆脱了“经验医学”的窄化定位，回归其作为中华文明认知体系的本质。曲黎敏的解读，让我们看到：中医的每一个理论范畴——阴阳、五行、经络、藏象——都是先民在观察自然、体认自身过程中凝结的智慧结晶，它们既是医学的，更是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
在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中医的存在如同一种温柔地提醒：当我们沉迷于拆解生命为细胞、基因、分子，是否遗忘了“人是天地之子”的根本属性？当现代医学追求“精准打击”，中医始终在说“调和致中”。这种差异不是落后与先进的对立，而是文明对生命认知的不同路径。《曲黎敏精讲中医文化》的价值，正在于它为这条路径点亮了灯盏，让我们在追溯中医起源、梳理思想脉络、解析理论特质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中医不仅是疗病之术，更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生命智慧——它教会我们，健康的本质，是生命在自然与人文中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