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俗亦雅、亦中亦西、亦古亦新、亦冷亦热的书写使得张爱玲无论在生前身后、境内境外都收获了一大批“张迷”。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张爱玲研究者之一，许子东教授的新著《无处安放——张爱玲文学价值重估》为理解张爱玲提供了新的视角。

　　钱谷融教授有“文学是人学”的著名论点，认为人是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只要真正地写出了人，写出了人的个性，就必然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反映出整个现实。作为钱谷融的高徒，许子东的张爱玲研究也展现了“人学”的观照。

　　在《无处安放》中，许子东着重展示了张爱玲人性的另一面。全书一开篇就写张爱玲晚年的贫困与凄凉：在生命的最后20年，她隐居在美国洛杉矶，没有车，连租房押金都付不起，为了躲避虱子到处搬家，戴假发，穿着价格低廉的塑料拖鞋。她去世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房间里也没有家具。晚年的张爱玲一方面大隐隐于市，自绝于华人社会，不愿让人看到自己困窘难堪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叙述她早年的细碎往事，在《小团圆》《易经》中反复讲述她早年失败的恋情、畸形的母女关系，将自卑感、挫败感展示无余。

　　许子东以“人学”的视角来阐释张爱玲，对于张爱玲研究而言是十分适宜的。学界对张爱玲的评价分两种极端，既有为她撑腰的夏志清；也有将其贬抑为人格分裂的吴小东。截然不同的评价虽受到读者个人好恶的影响，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张爱玲人格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以世故与天真的形式呈现在她的写作之中。

　　如果我们沿着“文学是人学”的思路来思索，便不难理解这种矛盾书写背后的原因了。世故不过是张爱玲人格上的一副面具，她需要戴着这副人格面具去生活，去抵抗外部世界的伤害。人格面具是以公众道德为标准的，以集体生活价值为基础的表面人格，具有符号性和趋同性。在作品中，张爱玲总是煞费苦心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站在高处远处的叙述者，一般人只能读出她的冷漠和刻薄，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天真与宽容。张爱玲并没有热衷和沉湎于这种世故的角色，没有简单地认同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否则她就会被世故的面具所支配，逐渐与自己的天性相疏远而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在过分发达的人格面具和极不发达的人格其它部分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在《小团圆》中，张爱玲精心塑造的自传体女主角最终也抛弃了世故的面具，回归了天真的本心。在许子东“人学”视角的观照与解读下，张爱玲走下了“神坛”，却拥有了更为感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