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改革开放的40年，是从事业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过程，是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指令性内容生产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文化体制的特殊属性，让出版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更多的难题，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从切片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观测到在大宏观背景下，出版业所做的创新探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改革开放30周年专刊”，对30个出版切片进行盘点，改革开放迎来40年之际，我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对近10年的观察，推出了40年40切片。这些切片让我们更加清楚，出版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来源于出版企业内部包括编辑室建立、稿酬制度使用、竞聘上岗等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来源于通过集团化、资本化的方式实现“弯道超车”，迅速完成“大出版”产业链的搭建；来源于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赋能出版，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继而进入“互联网+”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小”，分工明确，特色化、精细化经营体系更加完善；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大”，体量变大，数量变大，功能变广，出版机构已然从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文化服务提供商，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新型合作层出不穷。这正是出版的魅力所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丽萍/整理

　　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出版机构的重生或者新生。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元老级”出版社在经历了“文革”的彷徨苦涩后，迎来了复办。而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同龄社”则在百废待兴、全国动员的呼声下迎来了新生。可以说，1980年代~1990年代，是出版机构试水建制的摸索期。出版业逐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图书稿酬制度，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书号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等。尽管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出版单位已经率先有了市场意识，开始自办发行。1992年，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很多出版社纷纷进行体制创新，改变“大锅饭”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了“东山会议”，建立了业绩和分配挂钩的提成机制，提高了编辑的积极性。出版机构抱团取暖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萌生，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体、美术社联合体出现，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民营图书公司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如世纪金榜、世纪天鸿、金星书业等。

　　2001年，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教材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都可以参与竞争中小学教材编写。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教材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活力也随之增强。除此之外，2000年初，出版机构的精细化经营意识逐步增强，根据不同产品特征细分了不同的编辑部门，甚至成立了营销部、策划部等适应市场的功能性部门。在国际出版方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快速增长，国际合作步伐加快。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期后，转企改制进程加快。2005年，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制定，当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并同步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制改革。短短3年，2008年50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和20多家高校出版社先后完成改制工作，2009年转企改制继续发酵，2010年~2011年，全国出版产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出版社逐步完成了如明确出资人和出版社权益、清产核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落实人员安置政策等改制流程。这一时期，出版企业实现上市破冰并逐步推进。

　　尽管难免经历阵痛，但是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的出版机构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进入2010年，出版效益稳步增长、资本化运作成效显著、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出版”“大教育”的格局呼之欲出。出版机构的兼并重组速度加快，既有为扩大出版规模效应的同行业兼并，也有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兼并，如拓展房地产、游戏、动漫等产业。国际合作从版权贸易到资本运作再到本地化经营常态化，中国多次成为重大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版转型升级快速推进，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引进数字出版人才，建立数字出版部门，新闻出版发展重点实验室、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纷纷建立。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资本化、专业化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

　　经历迅猛的发展期后，近年来出版业开始慢慢沉淀，回归“慢出版”“细出版”。很多出版人意识到，在市场化竞争中，更应该强调出版业的双重效益，“大而全”“快而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出版社通过设立奖项鼓励更多优秀原创内容，通过成立作家工作室为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开设书店更好地服务终端读者，通过国际编辑部这种成本低、风险可控的方式寻求中外合作。相关部门开始对教材教辅出版进行规范，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政治》教材投入使用，其他层级的教材统编措施正在酝酿。

　　出版正在回归文化服务的初心。

　　2008~2018

　　10年新切片

　　2008年 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落成

　　2008年，国家首个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落成。基地在成立之初就实行管理主体、运作（服务）主体和企业主体三分离原则，即主管部门对基地依法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张江集团和张江数字多媒体公司是基地的服务主体；基地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机构是基地发展的主体。基地通过引入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上游的相关企业，为其提供覆盖园区配套、政策、金融、技术孵化、市场平台等多个领域支持。这种集群化的新产业孵化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10年间被广泛落地。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园区）研究报告》显示，10年来，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完成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的总体布局，14家数字出版基地陆续在上海、重庆、天津、广东、陕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福建、山东、江西成立。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成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部分。

　　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不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江西作为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后来者，着力打造数字传媒、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手机应用、人才培训五大产业集群。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重点发展知识内容产品与服务、数字在线教育及培训、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数字影音、网络增值服务、数字出版终端、衍生产品开发八大产业门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集聚效应，更多体现在创新资源集聚与教育资源的集聚。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更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

　　2009年 国际大型书展主宾国，中国来了！

　　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这也是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出版交流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引进版权为主，引入输出比最高达到15比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出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借助主宾国平台，中国力求充分展示本国出版物，宣传本国知名作家，扩大图书版权贸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据悉，在当年，参展的中国内地出版单位达225家，人数超过1000人，展品7600余种，图书总码洋超过87万元。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参展商举办朗读会、签售会、首发式、读者见面会、研讨会等活动，多达600多场。中国作协组织“百名作家团”参加各种活动，与西方读者和专家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此后，中国频繁亮相各大国际书展，如开罗、伦敦、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阿尔及尔等。仅2018年，中国就作为古巴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阿尔及尔书展、哈瓦那国际书展等展会的主宾国，中国在国际出版舞台上绽放光彩。

　　2011年 教辅“整装”再发

　　在我国，除了教材，最畅销的图书可能要数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图书了。教辅出版蕴含的巨大商机，使得一大批机构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教辅出版近10年的发展与政府监管规范息息相关。

　　很多教辅商至今仍对2011年起开始试行的“教辅新政”记忆犹新。针对中小学教辅材料品种多、质量差，部分出版发行单位违规甚至违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案件时有发生的散滥状况，2011年起，多个部门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教辅专项治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红头文件，这些文件被统称为“教辅新政”。如2011年8月1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印刷复制、发行、质量、材料价格、市场等方面管理；2011年12月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图书出版单位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资质的通知》，明确图书出版单位以中国标准书号出版教辅材料，严格实行资质管理，必须具备专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编辑机构、学科出版业务能力，并须报原总署审批。

　　最为关键的文件是，2012年2月8日，教育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4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组织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各地市教材委员会“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同时规定：“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习册，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教辅授权和教辅评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3年秋，大部分教材社迅速完成了系统教辅的授权。

　　“教辅新政”从短期来看，对教辅生产企业和分销企业、零售企业都产生巨大影响，产业链受到明显冲击，市场规模大幅缩小，许多企业生存维艰，逐步退出市场。从长期来看，对教辅产业的规范治理，提高了教辅质量，也驱除了盘旋在学校上空的嘈杂之音。当然，新政的出台和实施推行是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教辅读物的出版发行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年 热门大奖“带货”可观

　　2012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时在瑞典文学院揭晓，莫言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作家，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在当晚，国内签下莫言作品全版权的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典博维）陷入一片忙乱当中，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打电话来要求加印和合作。获奖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图书销量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这种效果在获奖当天就显现出来，很多电商卖断货，要求加印。莫言作品延伸版权的价格大幅上涨，由莫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成绩也非常可观。甚至与出版传媒相关的股价都大幅提升。各家出版社想尽各种方法，推出了更多莫言创作或者由其参与的图书及相关产品。这种现象在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也同样出现，曹文轩作品销售实现了飙升，与曹文轩相关的图书策划也在加速推进。直到现在，“莫言风”“曹文轩热”仍未过去。

　　不止国际大奖，国内知名奖项所推荐的名家、名作带来的商业效应都极为明显。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等。当然，这种商业效应的产生与出版机构的借势营销能力极为相关。通常只有几家营销运作能力较强的机构能够抢得先机，并将商业效应不断延续，能否在第一时间将作家、作品的亮点进行挖掘，以最快的速度让读者所熟知考验着出版机构的运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