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教授在经济学领域涉猎甚广，包括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等多个并无太大关联的方面都颇有建树，并因此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要将你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便是他的传世名言。

　　1972年时，应普林斯顿大学詹韦教授之邀，托宾赴该大学作了关于凯恩斯学派“新经济学”在过去10余年间表现的演讲，并提出了他对于下一阶段美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财政货币政策的若干建议。演讲共有3次，经整理、加工后，编纂成为这本《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书中保留了托宾对于新经济学原汁原味的理解和创新思想，对于我国学术界开展美国经济问题研究，借鉴美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以下就全书3个篇章逐一进行评述。

　　1960年代新经济学的功与过 二战之后，建立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新经济学”在美国得以发展壮大，尤其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爆发了3次经济危机之后，1960年代初美国新一届肯尼迪政府果断采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维，施行“经济增长政策”，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干预经济，一举扭转了美国经济的颓势，新经济学大受追捧。但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新经济学财政、货币政策催生了“经济滞胀”局面，于是国内外学者又开始对新经济学进行诟病和非难。在此背景下，作为鉴定凯恩斯主义者的托宾在普林斯顿的演讲中，站出来为新经济学辩护。在这篇演讲中，他翔实地介绍了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的起源、理念和特点，包括对于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解放，对于充分就业的把控，以及外汇市场的稳定协调等等。托宾认为，在政府采纳新经济学学者建议进行减税后，出现了经济的暂时回升，这一成果应是新经济学的功劳，而新经济学虽然对1960年代后期美国遭遇的通货膨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托宾指出通货膨胀也并不是灭顶的灾难，而是基于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正常产物，况且出现滞涨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政府不同意新经济学派的增税建议。综上所述，新经济学对1961年后美国经济的短暂复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不应为1960年代后期的经济滞涨“背锅”。

　　对于批评意见的还击 在第二次演讲中，托宾承接第一次演讲的中心思想，针对学界出现的对于新经济学的非难之声进行了反驳。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之一来自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斯威齐等人，他们认为新经济学是通过越南战事的爆发和白热化，实现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以及对经济的刺激。托宾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明了战争绝非新经济学派所愿，而反对方所谓的通过战争获得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早在发动越战前就已实现，并有大事记为证。第二类批评的声音来自货币学派。货币学派认为政府通过调节货币政策就可以实现对国内经济的把控，不需要通过新经济学较为刚性的财政政策，并称托宾他们为“财政主义者”。托宾在演讲中首先声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个更加有效或者说更为重要其实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也没有必要展开辩论，而是应该把具体的政策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去审视。接着，托宾通过1960年代的实际状况，指出了货币学派对于货币量定义的模糊不清，以及对于货币供应量和银行准备金的增长，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张两者孰为因孰为果的混乱解释等致命问题，坚定地维护了新经济学派的观点和立场。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景展望 在第三次演讲中，托宾站在新经济学的立场上，继续为美国政府的下一步财政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他力主通过改革，增加财政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财政政策方面，托宾指出以往的多次经济放缓甚至经济危机，都有着财政政策拖延滞后的原因。他认为首先应该实现预算程序的简化改革和对税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灵活修改。至于具体改革办法，他提出今后可以采用投资税优惠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促进市场资本集团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降低规模成本等，并且通过成立一个机构来随时对税收政策进行暂时性而非永久性的改动，充分保障财政政策灵活性。在货币政策方面，托宾建议用当今大热的“托宾税”来限制资本投机，“把一些沙子撒在欧洲美元市场非常润滑的渠道中去”，稳定全球金融市场，扫清灵活货币政策的最大障碍，也保护某些国家的货币政策自治权。此外，托宾还建议美国财政部发行一种可以买卖的具有购买力保证的公债，帮助联邦储蓄系统控制实际利率，增加对投资市场的影响。

　　最后托宾再次强调，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社会灾害，一直被过分夸大了其影响。一些结构性改革可以缓和通胀现象，但绝无法消除这一问题。只要社会经济体正在生产着越来越多的满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和劳务，创造着工作机会，那么物价的逐年上升也只是经济发展的正常伴随现象。